带着孩子们把所有东西买好, 交好孩子的伙食费、学杂费，崔林院离开了学校。

崔美青的一年级生活正式开始了。

第一个星期是忙碌的。

两个学前班重新分班，分成了一年级（一）班、（二）班。崔美青被分到了一班。悲催的是, 茶厂四个一年级的小学生, 只有崔美青被分到了一班。

崔美青有点难过, 但不多, 这个结果她早有预料，上辈子她也是一个人被分到了一班。

一班、二班的学生构成明显不同。一班出现了几个白白嫩嫩的新面孔, 有男有女。

他们穿的衣服比普通孩子更干净整洁, 头发梳得顺顺的，每天早上被家长送到学校, 手里都会拿着一盒蒙牛纯牛奶、面包或者包子。

而且，这些小孩平时都说普通话, 就算偶尔带点方言, 也没有其他人的土味, 反而带着原市本地人独有娇气, 声音带点嗲。

他们上过幼儿园, 字写得好看，知识基础比一般的学生好。

这些人被统称为:教师子女。

在新班级捞到副班长当的崔美青有些唏嘘, 她中学从镇中毕业后，再也没听说过这几个同学的消息，可以想象，这些起点比他们高的同学最后的生活肯定差不了。

除了教师子女, 班里还有一些城镇子女。

后世喜欢用“小镇做题家”来形容依靠学习从底层慢慢往上爬的群体，但在云南，能生活在小镇，那就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了。

尤其, 这些孩子是青云镇附近村寨的孩子。

他们可以每天回家，早上在镇上吃碗热腾腾的米线或几个包子，家里现在差不多都有点小钱，过几年还会突然暴富。

贫困的山区留守儿童、四处漂泊的农民工子女才是云南教育的地狱开局。

班里的第三部分群体崔美青和李艳红是代表，属于农民工子女和偏远山村的孩子，不过她们两都有重视学习的父母，所以崔美青当了副班长，李艳红当了班长。

班里其他和她们一样身份的孩子都这样，家境虽然一般，但家里的大人重视学习，他们自己脑子也好用。

不过，现在脑子好用没什么用，父母虽然重视他们的学习，但他们给孩子提供不了什么建议，也辅导不了孩子功课。

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孩子们一路上都得靠自己，父母能提供的只有不是很富裕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

崔美青拍自己的脑袋:怎么可以有这么消极的想法！

爸爸妈妈是最棒的！

二班的学生就差一截了，调皮捣蛋的孩子数量比一班多了一倍，成绩优异的孩子不多。

短短一年，学校就把九十多个五六岁的学生分级了，真是恐怖如斯。

但对崔美青来说，这些都只是闲暇时发呆思索的问题，在正常的生活轨道里，最让她难受的还是新学期、新宿舍和新食堂。

进入一年级，她们要正式学习新知识了。上课要把手放在桌子上，起立、坐下、上课即静，迟到喊报告……学校厚重的像《汉谟拉比法典》的课堂规矩压向所有的学生。

崔美青倒是不难受，这些规矩她从小学遵守到高中，装装样子还是做得到的。

可是班里有些男生就像大脑没搭上小脑，上课不知道起立，起立了不知道喊老师好，迟到了像一阵风刮进班级，最简单的双手放在桌子，抬头挺胸看黑板，他们都做不到。

女娲好像在捏他们的时候在他们身体里装了弹簧，让他们没有能停下来听规矩的时候。

每次他们一做错，新班主任黄艺慧老师就会让全班同学继续那些动作，一令一动，像操控机器人一样。

太磨人了。

崔美青满嘴牢骚，满心烦躁。

又一次被反复折腾后，一班的学生们终于都熬到了下课。

崔美青忍不住拿脚蹬她前桌的凳子:“老师让你把手放桌子上你就放，磨磨唧唧什么呢。”

她的前桌是附近村镇的孩子，名叫丁聪明，家中的独生子，父母溺爱，脸是标准的鹅蛋脸，衣服却穿得松松垮垮，小小年纪就显出几分不学好的潜质来。

被踹了凳子脚的他立马站起来，愤愤不平地指着崔美青:“你神经病啊，我爱动就动，我凭什么不能动。又不是我罚你，你跟我生什么气。”

如果崔美青是一个纯正的小孩，她可能已经暴怒，冲上去和丁聪明吵架，不死不休。

但她骨子里装着一个成年人，还是一个带着文青气息的成年人。

她立刻开始思考:她为什么这么生气。

平心而论，她也不喜欢班级管理的条条框框。

思索到上课铃声响起，崔美青还没得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