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蒋凡醒了。看到郝梦人和行李都不在，慌忙找到老板打听，得知她深夜已经离开。

手里捏着郝梦留下的纸条，他心里疑惑，不能成为伴侣也可以做朋友啊，为什么一定要不辞而别？

还强调不到万不得已，别打这个电话？

蒋凡心里十分不解。

拿上行李走出旅店，蒋凡转身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生命里第一次与异性同床共枕的地方，暗自道：“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哈婆娘，祝你一生幸福、快乐。”

从社港村到蒋凡要去的长安镇上沙村只有十来公里的路程，沿途道路两旁都是拔地而起的各种工厂。

按照李酒罐给予的信封地址，蒋凡坐着中巴兜兜转转终于到了上沙村吉隆玩具厂，正巧赶上工厂中午下班的时间。

吉隆玩具厂位于大道边上，下班时间数以万计的人从厂里走出来，其中大多以女孩居多。

那时，流行称呼：打工仔、打工妹，这是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独有的风景线

厂门口汇集着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除了吉隆厂的人外，多数都是居无定所的人，其中免不了会有居心不良之徒，他们来这里要么是为了钓妹猎艳，或许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小贩的叫卖声，朝气蓬勃的欢笑声，叽叽喳喳不绝于耳的聊天声，混杂在一起，共同编织成一首漂泊的交响曲。

空气中弥漫着汤河粉、炒米粉、烧腊、烤红薯、肉夹馍等不同的餐食味道，夹杂着花露水、汗臭味，这些气味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东莞的繁华。

人群里的面孔各异，有的满面笑容，有的眉头紧皱，有的眼神坚定，有的神情茫然，这样的场景看似丰富多彩的生活，却诠释着漂泊难以言表的辛酸。

蒋凡找到几位胸前挂有吉隆厂牌面目和善的女孩，问他们认不认识自己的师兄李海勇。

这些女孩要么摇头，要么就是带有防备之心置之不理。

只有一位眼睛大大的、笑起来脸上还带有酒窝，性格特别活泼的女孩，热心提醒他道：“我们厂有两万多人，光靠一个姓名，不知道具体属于哪个部门，很难找到人，你最好还是问清他工作的部门。”

工厂午休时间就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到了，先前大声叫卖的小贩已经收摊，厂门口只剩下居无定所还在四处寻找工作的盲流。

在东莞只认识郝梦，她已经说了万不得已不要打扰。

蒋凡在厂大门边上找到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坐了下来，等着工厂下午六点下班，他再继续打听。

解开上衣口袋的纽扣，准备抽支烟解解闷，掏出烟包的时候，和烟包放在一起的50元大钞飞落到了地上。

除了每年交学费，其它时间蒋凡可能摸到五十、一百这样大钞的时间屈指可数，平时身上几乎就没揣过这么大的票子。

他捡起地上的大钞，用手指弹了一下钞票上的尘土，望着虎门方向埋怨道：“哈婆娘，又不准我联系，为何还要做些让我惦记的事情呢？”

埋怨完，他把大钞连同裤兜里坐车剩下的九元叠放在一起，小心翼翼揣进上衣口袋里，也系上了纽扣以防丢失。

蒋凡其实并没见过这个师兄，也不知长得什么样子，多高的个子，只知道他是李酒罐在沧州家乡时收的一个徒弟。

到了下午下班，蒋凡还是没有打听到师兄的消息。

得知吉隆厂晚上会加班到十一点半，于是他趁着这段间隔时间，开始寻找晚上住宿的栖息地。

身上虽然多出五十元，但他舍不得去开5块、10块一晚的旅店。

从郝梦口中得知，东莞各个村都会查暂住证，那些查证的治安联防队像土匪一样蛮不讲理，蒋凡到处溜达着，想着能找个治安队容易忽视的地方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