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仅坑冶税有金银，夏税秋粮折收金银惟在陕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边费用间亦取于其中。
永乐迁都后，京师官员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领俸米，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有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于民于官均不利。
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建议于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不通舟楫处，将税粮折收布绢、白银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户部尚书黄福等也先后奏请。
明王朝遂决定将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之夏税秋粮四百余万石折银征收。
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共折银一百零一万二千七百余两于北京内承运库缴纳，每季分进二十五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
宣德时，江南巡抚周忱乃请检重额官田、极品下户税粮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后这一制度概行于全国其它各布政司，以为永例。
到这个时候，朝廷官面上虽然依旧是禁止白银流通，但因为征税时已经将白银当做征收赋役的媒介，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白银的货币属性。
宣德以后民间交易几乎不用宝钞，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把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终于到了嘉靖八年，朝廷开始“课税、官俸俱用银”，北方防御蒙古俺答“增兵没戌，皆以银支给”。
朝廷白银收支的情况越来越多，白银离法定货币越来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于钞法已经彻底糜烂。
成化、弘治时期是明朝财政的重要转折时期，与明初偶发性的财政支取不足不同，该时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连续性的支用危机。
不过在这个时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况下还能通过印制宝钞来弥补财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宝钞根本就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间接受的铜钱和白银。
但就支付军饷的宝钞，由于宝钞崩溃使得官军支钞等同无支，因此部分边镇官军考虑路途耗费，出现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终身不支钞者。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还可以用宝钞来弥补财政，只是嘉靖皇帝是个比较务实的皇帝，他知道继续向下面支付宝钞可能影响皇权稳固，所以顺应民意开始选择白银支付，减少宝钞发放。
而这，也成为了嘉靖朝巨大亏空的根本原因，耗尽老库积存亦不足。
想到这些，自然也是魏广德早就在考虑的一件大事儿，这事儿他没有信心自己能操作好，或许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面那人头上。
想到这里，魏广德不由得看了眼首辅位置上的张居正。
想要张嘴，不过眼角余光看到辅臣吕调阳，魏广德最终还是打算等等，和张居正私下里商议此事。
而这件事儿，就是魏广德一直在考虑的，彻底废除“大明宝钞”。
此时的大明宝钞，名义上依旧是大明朝廷官方认可的货币，但是实际上早就被民众抛弃，仅作为一种财政征收媒介和礼仪性货币存在。
但是，虽然被民间抛弃，可在朝廷和地方官府在做年度财政报告时，宝钞依旧被做为重要的一环，甚至于嘉靖八年后课税用银，也只是一部分，相关盐税、商税折钞、关钞依旧还有一定比列收支的宝钞。
这在魏广德看来，实在是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损失。
若是能够彻底禁止地方官府在收税时接受宝钞，全部改用银钱，朝廷朝政收入当能增收十数万两银。
不过这些政策，多是在成祖、宣宗时期为了挽救宝钞而制定的政策，在印制、发放大量宝钞后适量回收一部分宝钞稳定宝钞币值。
这些政策，已经成为了所谓的“祖制”，倒是很难变动。
至少，魏广德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
倒不是理由不充分，实际上太祖朱元璋制定宝钞政策时，就从没有想过要回收这些纸。
既然太祖时就没有这个打算，那之后的政策也就是有违祖制，现在废除也就顺理成章。
把每年户部还在回收的那些宝钞全部换成收银钱，自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打实的银子。
于是，等吕调阳起身告辞后，魏广德借故留了下来。
“善贷，你还有何事？”
张居正在问出这话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忐忑的，他也担心魏广德发现他和冯保的密谋。
一旦把事儿捅到慈庆宫去，他们可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只不过，魏广德说出自己想法了，张居正才暗松一口气，他们的计划没有被发现就好。
“宝钞自宣德朝停止印制后，朝廷其实每年回收的宝钞数量依然不多，有必要彻底废弃吗？”
张居正不认为魏广德这个想法有多大的利益，即便可以为朝廷增加一点银钱又如何，那等于把大明宝钞最后的遮羞布也撤掉。
太祖留下的烂摊子，他可不想去碰。
“叔大兄，现在朝廷困局非一朝一夕能解决，只能增收节支再无它法。
叔大兄那篇《生财有大道》我也拜读过，‘盖务本节用，生财之道也。’
可惜，朝廷支用太多，根本无法做到结余，为此只能想方设法将应收之财尽收。
以善贷看来，这宝钞抵税就是可以彻底放弃的。
当初太祖发现宝钞，主要还是我大明铜料不足之故，印制宝钞方便民间流通，至于之后，那是后话。
当今虽铜料依旧紧缺，可适才和卿所言却让我眼前一亮，如今海外白银涌入，朝廷制钱，似是可以以银制钱。”
魏广德所说银钱，可不是这个时候大明流通的银子和制钱，而是打算直接在大明制作银元。(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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