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2 / 2)

楚国百姓重感情,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

《史记》记载,屈原“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

尽管屈原忠心耿耿,情志拳拳,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屈原很爱国,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借助才气,不免要发发牢骚。

屈原认为,楚怀王不用忠臣,一味听信张仪、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丢失土地,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子兰大怒,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顷襄王偏听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流放、放逐,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披头散发,步履摇摇,一边走一边吟叹,真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苏秦游说秦国不成,归家时颜色憔悴。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实现理想,宁愿死得清白。

一位渔夫见到屈原,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句,将贤才被弃的失意、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渔夫告诉屈原,“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而屈原回复渔夫,“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对屈原说,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就应该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屈原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干净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

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屈原品行高洁,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

最后,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葬身鱼腹,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屈原死志已决,无可挽回。

面对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写了一篇《怀沙》。在《怀沙》中,屈原说“抚情效志兮,府诎以自抑”。意思是,摸着心胸自省,并没有一丝过错,尽管蒙冤受屈接连遭受压抑,内心也毫无畏惧。写完《怀沙》,屈原怀抱大石,“噗通”一声跳入江水中,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辞赋大家作别纷乱的战国。

屈原自杀,究其原因原因是怀才不遇。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是生不逢时。纵观中国历史,生不逢时的人很多,例如司马迁、贾谊、李商隐等,比比皆是。

作为怀才不遇的人,司马迁老先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起笔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细读历史,真是“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苏轼《屈原塔》

随后便是额外的知识拓展。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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