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关中地区的农业，兴修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先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关中地区推广种植冬小麦，后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行代田法和改良农器。约6年后，氾胜之踏入了赵过曾经为之努力的领域。

搜粟都尉赵过

赵过，汉武帝末任搜粟都尉。古书记载，赵过“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按“三犁共一牛”即三脚耧。又《汉书·食货志》记载：“过能为代田……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他主持创造了三脚耧，还改进了其他耕耘工具，加以提倡代田法，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氾胜之继承了前人的重农思想，认为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谷帛是统治天下的根本。他主张备荒，把稗草和大豆列为备荒作物倍加注意。氾胜之不仅在思想上重农，而且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区田法的试验，列入此项试验的主要作物有禾、黍、麦、大豆、胡麻、瓜瓠等农作物，目的就是为了既扩大耕地面积，又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但是，氾胜之却遇到了一个难题——人多地少。关中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良田沃土早就被利用殆尽，余下的那些荒地，多位于山地、丘陵、陡坡地带，一般倾斜坡度较大，利用起来困难重重。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显。一些农民无地可耕，被迫转而从事工商业。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异化，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政府曾经多次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苑囿、公田、池田等借给贫民，但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为此，氾胜之创造了“区田法”，“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这就提高了荒地的使用价值，扩大了农田的面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少人多的问题。

在区田法的基础上，氾胜之还总结了一系列的作物栽培技术。他将自己收至亩4石的试验结果上奏到朝廷，冀望有助于解决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出于同样的原因，氾胜之还提出了桑、黍混播的集约栽培法。

此外，氾胜之还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并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其著作《氾胜之书》的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这些足以证明氾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

出发点——以民为本，重农抑商

尽管许行这位农家的真正开创者并未留下专著，但“神农学派”的传人却很可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传说由稷下学宫中的讲师编撰的《管子》（托名管仲所著一书，包罗各家思想学说，农家学说自然也列于其中。

一般认为，《管子·地员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也大篇幅记述了农家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也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农家看来，“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民心是不可违背的。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农家关于治天下的基本主张。他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很辛苦，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就是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减轻赋税，轻徭薄役，不对百姓剥削太重；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虽然已经打破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参加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更易为统治者接受和施行。

修饥馑，救灾荒

农家认为，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等“五害”，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他们强调，君主要想巩固统治，就必须扫除“五害”，要“修饥馑，救灾荒”。在农家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

在农与商的问题上，一方面，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为，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

其次，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使民风淳朴，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能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农家认为，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而且，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统治者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比如，限制经营商业的人数，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业活动的时间，结合农事来安排商业活动等。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名著《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内容。其中提到，可通过统一度量衡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中，由国家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这开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有了更大的进步。

天、地、人——农业的三维组合

《淮南子》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众所周知，古代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时”，即阳光、雨水等气象条件，以及“地利”，即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要使上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发挥有益的作用，还需要生产者不惜体力和智力，对农作物进行良好的管理。对农业生产来说，“天—地—人”的三维组合异常重要，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要上因天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把握住“天时”，才能把握住“农时”。“天时”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农业生产本身就要符合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

要做到“上因天时”，就要“知天时”，即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并制定历法；然后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好的收成。

《吕氏春秋》认为，“天时”与“农时”稍纵即逝，必须好好把握。这就要求人们的其他活动，都要与农时配合。例如，为了不耽误农时，农忙季节不宜举兵事、兴土木。而且，祭祀活动也与农时密切相关，春播时进行祭祀，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秋收时进行祭祀，是为了报答上天的恩赐。另外，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也要符合季节节律，切不可逆时而行，否则就难免招致疾病和灾祸。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下尽地财。在古代，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唯一场所，农业生产不可能脱离土地而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家所说的土地不单指土壤，而是指土壤、水分、生物等自然条件的综合。耕作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地利”就是用来表示这一复合体的概念。

农家“三盗”

地盗，是指地把苗侵吞了。农人把田垄做得太窄，垄沟做得太宽，田垄看上去就像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龙，上面的禾苗长得像兽颈上的鬃毛。苗盗，是指把庄稼种得太密，不留足行距和株距，即使努力耕作，庄稼也难以长大，这是苗与苗相互侵吞了。草盗，是指有的农人种庄稼不除杂草，杂草把秧苗湮没了。

《管子·地员》篇对“地财”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从而将农家的生态农学模式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平。书中不仅考察了平原、丘陵、山地三种地形的生态关系，叙述了平原上五种土壤适宜生长的谷种、草木，以及水泉深浅等问题，还介绍了丘陵和山地的高下等次、宜生草木、山泉性质等。

此外，书中还将九州之土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共18种类型，并讲述了各类型土地的性状。在这个基础上，该书还总结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即“谓此地生某草，宜某谷”，也就是从该地适合什么草生长，推断出适合种植何种谷物。

又说“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并举出12种植物在不同土地环境中生长地位的高下等次作为例证，说它们之所以有高下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生长的土地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才是丰收的保证。

再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中用人力。农家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离开“人力”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极为重视“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