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校尉的地位渐低。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如“豹子头”林冲曾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即“太守”“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如《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如《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爵：即爵位、爵号，是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一般有公、侯、伯、子、男五级。如汉初韩信封楚王，宋代王安石封荆国公，明代刘基封诚意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

有张有弛——古代官员作息时间

据载，西汉时期就有了“五天工作制”。《汉书》中记：“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恐不遍。”《汉律》说“吏五日得一下沐。”“下沐”即指“休息”“休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西汉官吏每上五天班就有一天休息，但不固定，轮到哪天休哪天。

从唐朝开始，这个假期被大大地压缩，开始实行“旬假”。一旬是十天，便是每十天休息一天。那么哪天休息呢？便是每月的1日、2日和最后一天。如果说我们现代人度周末的话，他们度的应该就是“旬末”了。

可是要想享受这种“旬末”却十分麻烦，官员在休假前必须“告假”，并且在假期结束后到衙门报到，否则便会被罚俸甚至罢官。这种“旬休”制度保留的时间也很长，唐朝到元朝的官员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工作休息。到了明清时代，连这可怜的一天也没有了，被完全废弃，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周末”制度。

麻烦的休假

汉代官员五日一休，看上去很幸福。但事实上，他们也有诸多苦衷，如需要住在官署中，只有休息的那天才可以回家。汉代以后的曹魏时期也是如此，《太平御览》中就记录了曹魏时期的一个官员想请假回家看生病的父亲，却没有被大司农王思允许的事情。

唐朝请假方面较自由，假日也不少。除了十天一休的“旬休”以外，还有新年、冬至和皇帝生辰等节庆假日。据统计，在唐代一年中共有53个节庆假日，包括新年和冬至各七天，皇帝诞辰的三天和释迦牟尼、老子诞辰各一天，真是相当人性化了。

那么，为什么从唐朝开始，中国官员的休假不断地削减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家机构越来越复杂，官员越来越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就可能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加强，皇帝这个老板越来越严厉。试举朱元璋为例，他连工资都给官员克扣到那仅有的一点点儿，更何况假期呢！

当然，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情况，多数朝代的官员还是可以临时休假的，这种休假叫做“急假”。比如《晋令》中称：“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里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就是说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有6天左右的“急假”。有时候，如果你实在不想工作，而你恰巧又是家中的独子，说句母亲生病了也可以休假。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有一些官员非常热爱工作，不喜欢休假。在这个时候，领导就会用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人，让他们不得不休假。

必须给我休

《汉书·薛宣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该放假了，只有张扶这家伙不肯走，仍然每日办公。上司薛宣教育他说，这个休假制度相传已久啦，自然不可能更改。你觉得公务重要，你家里的老婆孩子就不重要吗？所以在古代，官员不休假一般不会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美名，反而会落得个“不忠不孝”的下场。

该放假的时候不可以办公务，那么该上班的时候自然也就不能偷懒。京官固然要半夜爬起来去上早朝，而地方官如果上班迟到，所受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蔡申之的《清代州县故事》中记载，地方政府一般都用敲打传梆来做上班的讯号，如果迟到，就会受到被鞭子或木板打脊背、臀部的惩罚。元代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就有一次因上班迟到而被打。

至于怎么判断迟到，和现在一样，采用签到的方法。从唐朝开始，定期值夜班的官员就要在“直簿”上签到。到了明、清，许多机关使用签到本已经成为常例了。当然，官员们也有逃避签到的方法，如北宋时期，很多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而躲避值夜班，结果馆阁值夜班的签到本“宿历”就得到了一个“害肚历”的外号。

不管怎样，中国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表还是比较严谨的。古人既强调勤劳的美德，也认识到了用休息和娱乐来缓解工作紧张的必要性，所以古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古代官员也喜欢轻松的休假和喜庆的节日，有时会偷懒，还会为请假而撒谎。当我们为每天加班痛苦，因压力而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很多官员都和我们一样呢！

财产公开——从诸葛亮到白居易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日益深入，政府屡次发文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美国、韩国、瑞典等很早便开始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其实，我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就有过自愿公开财产清单的行为，实在难能可贵。其中，三国的诸葛亮和唐代的白居易是典型的代表。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他在给刘禅的上表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就是诸葛亮的财产清单。

以诸葛亮的地位而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真是少得可怜。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诸葛亮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

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的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没有通过他的关系获利。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人到其家检验，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致。诸葛亮自愿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通过翻检，我们果然发现在一些描写其官宦生涯的诗作中，白居易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如果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便是一份白居易一生的个人财产清单。

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这里透露了他的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千钱。

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他升为京兆户曹参军后，“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俸钱是每月四五万，禄米二百石。

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职，月俸情况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两年后，他又被升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在唐代，像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这类的官职，虽然无具体实权，却是“品高俸不薄”，因此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样的俸禄足以颐养天年。

步入古稀之年后，白居易又开拟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其中透露出自家的地产和田产情况。

此外，白居易还将自己退休后的工资也公之于众，是“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官员自愿公开个人财产的先驱者的话，那么白居易则是详细开列自己一生财产状况的第一人。在尚未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君主专制时代，这两位官员通过上表皇帝和诗歌的形式，自愿向世人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以表明他们在为官生涯中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是“阳光”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腹有诗书——古代官员的读书风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而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即使退休了一般也要“刻部稿”，以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古代官员普遍喜好读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代官员多为“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的经历，没有一定的学问造诣，是很难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因此，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入仕后也常常手不释卷。

其次，古代考量官员，不仅要看其政绩，还要看其文化修养水平。在官场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都是评价的标准。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治理天下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便无以达到朝廷对官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寇准“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

再次，历史上时不时会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这就是“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除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们都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官员们读的，简而言之，就是“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运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的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古代官员读书的热忱，对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作用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政治家，又是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孔子、曹操、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另外，李斯、诸葛亮、范仲淹等人，还留下了《谏逐客书》《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名篇。

当然，读书多未必就能成为好官，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不爱读书的官，则大多是不学无术的草包官员。因为，大凡这类官员，其兴致多不在读书上，而在酒色财气上。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

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

师爷流变——从诞生到终结

师爷源出周朝掌管帷幕等物的“幕人”。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就由幕人张幕设案，以幕为府，其参谋、文书等佐治人员统称幕僚。以后相沿成****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那些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了幕宾、幕僚、幕友等称谓。

“幕宾”在清代达到鼎盛，被称为“师爷”。当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所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熟悉的就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旦外放去当地方官，征粮收税、审人办案、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一样也做不来，非得有师爷们帮衬不可。

“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家实属雇佣关系。故幕主尊之为“宾”、为“友”，“师爷”称主人为“东翁”“东家”。因师爷是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的特殊人物，故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其宾友为“师爷”。

“师爷”由官员私人聘请。他们从主官那里拿薪水，只对主官一个人负责。按照辅佐主官内容的不同，师爷又分作主管判案的“刑名师爷”，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书写信札文稿、代拆代行、承上启下的“书启师爷”。

“关书”请师爷

官员延聘师爷，须郑重其事，备好关书，亲自拜送。关书的书写程式是：用大红全柬，面写“关书”二字，内写“敦聘某字某姓老夫子，在某官任内，办理某事，月俸脩金若干，到馆起脩，谨订。教弟某（姓名顿首拜”，另起一行书某年月日，不用印信，不加私章。外用红封套套入，签书“某老夫子惠存”。关书如同现代的聘书，但意义更为崇敬。

“师爷”名义上是“佐官以治”，实际上手中往往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他们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清代的师爷，很多来自浙江绍兴，他们大多功名不高或没有功名，但有“家传秘术”。所以，他们在清代师爷行里吃得开，几乎所有的基层政务都由他们包办。道台以上的官员所聘的师爷，大抵有较高的功名，由于包办的事务更重要，因而颇为威风。

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的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当年，一位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师爷，就丢了总兵的乌纱帽。师爷的一支笔，往往可以陷人于狱，也可以解人罪过。李鸿章给曾国藩做师爷时，在上奏与太平军战况的奏折中，将“屡战屡北”改为“屡北屡战”，一字之差，精神气韵完全不同，使曾国藩转危为安。

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总是与心术不正、阴险狡猾、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等行径脱不了干系。在戏剧和小说中，师爷往往成了被奚落和嘲讽的对象。清朝晚期，朝廷大员张之洞奏请改革师爷制度，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群体的“终结者”。

无幕不成衙——以专长服务于官员

清代流行这样一句谚语：“无幕不成衙。”“幕”就是指师爷，“衙”就是衙门，这里是指地方衙门。意思是说，一个地方衙门如果没有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每个衙门有五个师爷计算，全国的师爷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师爷队伍，加上他们事实上影响甚至左右着清朝各级衙门的运转，因此他们的地位与作用在当时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乾隆时期，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哪三种人呢？幕宾、书吏、长随！这三种人邪正相错，到乾隆中叶，正派的师爷，十人中已经找不出四五人了。

师爷的勃兴，还催生了“幕道”“幕学”。《幕学举要》《入幕须知》《办案要略》《佐治药言》之类的幕学书，成为学幕者的必读书。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行幕。学习的内容，包括裁决民刑案件、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缮写公私函件、考核征收田赋等五方面的知识。相应地，师爷也分为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收五大类。品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包括尽心、尽言、不合则去等。据说，清代名幕汪辉祖学刑名一幕，就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带肚子师爷

带肚子师爷，就是借钱给幕主的师爷。十年寒窗苦读，又经过漫长的“候缺”才当上官。这笔花费，对一般家境的人来说本已难以承受。而上任时，又需要花不少钱答谢“关节”，给上司和同僚作见面礼。没钱的幕主只好向他聘的师爷借钱。于是，师爷成了债主，有了挟制官员的资本。幕主反而成为被追讨的人，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师爷多通晓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专门知识，并以此服务于官府。他们不食国家俸禄，只接受东主的薪金，对东主负责，有时也代“代官出治”，查核胥吏。地方官事务繁杂，但以刑名、钱谷两项事务，直接关涉官员的政绩和前程。所以，“刑名、钱谷之事，实为官声、民命所关”，师爷对于东主，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

尽管清代多数师爷自我约束力较强，其中不乏为世人称道者，但清代拙劣的师爷也相当多。师爷之间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甚至形成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歧路灯》中说：“大凡世上莫不言官为主，幕为客。其实可套用李谪仙两句云：‘夫师爷者，官长之逆旅；官长者，师爷之过客’。”逆旅即旅店，师爷成为了旅店的主人，官长反而成为旅店的客人，这就是清代衙门颇为盛行，而又屡禁不止的“官转幕不转”的独特“风景”。

刑名师爷——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的工作是草拟奏稿、拟定判词等事项。在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五类师爷中，以刑名、钱谷两种为重，有“刑名钱谷动系考成”之说。其中，刑名师爷是动关“生死”的角色，因而在所有的师爷中，是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所管事务达8多项，其所办案件几乎包括了所有刑事案件及部分民事案件，还参与一定的治安、教化等方面的事务。具体说来，他们要参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从批呈词、勘验详案，一直到定拟招解、审转复核。这就要求刑名师爷必须精通律例。

刑名师爷对一个案件能否进入司法程序，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负责针对原告呈递的诉讼状文，拟写决定受理与否的意见——批呈词，然后交主官定夺。一旦主官同意并将其誊录到正本上，批呈词遂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个称职的刑名师爷，要能准确判断案件的性质，是否需要立案，以及在哪个环节终结案件。

正式审理案件，包括审讯被告人，讯问被害人亲属、证人，必要的勘验、检查等活动。由于报词真假难辨，轻重难分，牵连多人，就要求刑名师爷明辨是非，理出轻重，将无干之人排除在外，保证案件审理不被讼师诱导，从而定期结案。这些事情，本都应由主官来做，主官一般不通律例，难以胜任。有的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在幕后听主官问案，然后提出具体的意见。也就是说，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刑名师爷都参与甚至主导案件的审理。

审理完案件后，如果要判刑，州县官无权判决，要定拟招解上报。这种司法文书的呈拟工作通常也由刑名师爷来完成，其中又有详报、叙供等多种。详报是下级呈报给上级的有关案情以及需要上级批示的公文。叙供是判决的基础，既有被告的供述，也有证人的证言，以及据此拟定的法律适用。有经验的刑名师爷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如名幕王又槐提出叙供应该遵守的“六法”“九不可”等等，被学幕者奉为叙供要诀。

招解类似司法判决书，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适用刑罚的拟定等。审转复核，会产生驳案、上控等司法文书。驳案是上级衙门对上报的各种法律文书提出的质疑和不同意见，呈文衙署要据此予以答复。这方面最见刑名师爷的“功夫”，既不能不坚持呈报的意见，又不能不给上级衙门留脸面，同时还要为将来一旦翻案留下转还的余地，因此要求字字老到。州县刑名师爷能在指驳中现中肯，方称“老手”。如果是做上级衙门的刑名师爷，不但要能办案，还要有见识，必须高人一等，方堪此任。

钱谷师爷——州县官的财神

钱谷师爷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共约6项，虽没有刑幕多，但涵盖面也同样非常广泛，而且都涉及国计民生。具体而言，钱谷师爷承担的职责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田土纠纷等民事案件，包括讨还银钱债务、买卖产业、纳税验契等。

二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业，如水旱灾情、修理工程，解送钱粮、采买变卖、牙行客欠、鼓铸制钱，以及驿站马匹、差使等。

三是钱粮税收，这是钱谷师爷的“主业”，也是其能够和刑幕平起平坐的根本所在，就这方面的职责来说，他既是钱粮总管，又是会计师。据《未信编》等书记载，钱谷师爷最主要的业务有清钱粮、造交盘、发兑支、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清钱粮，是掌握收支的关键环节。尽管每年州县都要奏销钱粮，但存留支放，加上临时支出，会经常有挪、借、透、欠等款项，如果条条有着落，项项有去留，就不会给上官、同僚以把柄，吏役也很难侵蚀。

在清钱粮中，纳税人是否按时纳税，是否全征，关系到州县官的升迁。因而，在相当多的地方，专设一个“征比师爷”的席位。有的地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钱谷师爷，也是为了保证税收这个重点。

征比，其主要依据是《赋役全书》，以及所在地的税收档案。如果到期没有完税，要对纳税户进行比责，即将拖欠赋税的人户传唤到官府进行杖责。如果到期躲避，师爷会建议官员签发拘票拘拿，并治以抗粮之罪，除责打之外，还要枷号示众。

有些州县官，会把纳税户不能完税归咎于吏胥。州县官通常认为，纳税户通常不欠，多数情况是吏胥侵蚀，当通过比责使其不敢为非作歹，但如此一来，吏胥又比责纳税户，容易引起民众集体反抗。汪辉祖就曾主张将核对征税账目交给幕友后，对吏役实行奖惩。

造交盘，是州县官离任交代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核对账目，检查账目与实物是否相符，这方面的事务也比较繁杂。

发兑支，是对积欠未完户采取的办法。一般说来，多年没有收上来的积欠情况复杂，其中有吏役侵蚀，也有里甲及代纳大户侵蚀，还有的确属民欠。这时，钱粮师爷要对具体的情形作出判断，采取兑支的办法使吏役难逃责任，不能推诿。其他还有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荐幕”——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清朝后期，师爷队伍普遍劣幕化，甚至一个家族长期包揽一个地方上下各级衙门的幕友一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幕友网络。师爷编织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

例如，州县官自主权力太小，为了做一件事情，常常须上司批准才行。如此，上下级官员师爷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并造成“幕友”之风盛行。

有些是师爷荐幕，即上级衙门的师爷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

也有些是上司荐幕。因为上司左右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师爷，就会出现“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案，立意苛驳”的情况，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接受，而有的州县甚至主动向上官奏请荐幕，以图照应。上级师爷及上司向下级衙门及下属推荐师爷，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上下衙门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

乾隆年间，ah颍州知府史鲁璠，把自己的族叔史纬义，推荐给太和知县郭世谊做师爷。郭世谊为了巴结上司，竟将自己的小妾割爱送给了史纬义。堂堂一个正印官为其师爷献妾总是不光彩的，一时间“性贿赂案”闹得沸沸扬扬。不久，郭世谊、史鲁璠被革职。

在当时，荐幕已是官场的潜规则，“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师爷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气，申文免驳诘”，怎么禁得住？

上司荐幕的情况从私人著述中也可见一斑。据载，道光年间，有位知县刚上任，去拜见首府。首府问他师爷是否已请，知县回答刑名、钱谷两席已定。首府不大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知县解释说自己初任事，须赖师爷以襄事，今天大老爷要推荐朋友，是人情难却，但人情只能施之一小席，不可行之刑名、钱谷两大席。后来首府推荐了一个小席，知县收下了。据说，当时向这位知县推荐师爷的人非常多。稍微出色的，他就将荐条都贴到签押房壁上，次一等的，就贴到内账房壁上。

后来，“幕风”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案全部委托给师爷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俨然一家人。

后来还出现了不干活只拿钱的师爷，被称为“坐幕”。有些官员对上司推荐的师爷，不好回绝，一般是不用其人，只给予优厚的薪金，说白了就是为上级官员养闲人。

前途何在——师爷的收入与出路

据说，在清代，绍兴人从事幕业的“不啻万家”。由于出外游幕的太多，以至于“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绍兴人对师爷这个职业趋之若鹜，是否因为师爷薪水高、出路好呢？

事实上，师爷的薪水，因所从事的事务不同、主官的级别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幕主对师爷中的重要角色不惜重金。对刑钱师爷尤其不能吝啬，如果“惜小费”，不但师爷不能久安于席，且有别项染指，闹出事来，后果就严重了。

在清代的所有师爷中，以刑名、钱谷师爷的报酬最高，从几百两到几千两不等。另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下属衙门的“年节敬”，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很多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的“官一幕二衙门三”，说的就是官员、师爷、书吏的分赃比例。

对绝大多数师爷来说，从事这一职业都只是谋生的手段，很少有人能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大臣都有过做师爷的经历，但他们并不以做师爷为职业，仅将其作为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罢了，而那些以做师爷为职业的，常是不得已而为之，多数师爷并不富裕。

那么，庞大的师爷群体，出路何在？师爷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如刑名师爷，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钱谷师爷，实际上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专才。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师爷则帮助他们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

邬先生安否

相传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时，其师爷邬先生最擅长写奏稿，每天的报酬是白银一锭。每天早晨，当邬先生看到几案上白花花的银子时，就欣然命笔。否则，一个字都不写。凡是经他改定的题奏本章，雍正皇帝都极为满意。后来因为一件小事，邬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镜再上书言事，谴责呵斥立至。田文镜只好又用重金将邬先生请回来。雍正皇帝在田文境所上的请安折上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

师爷是清代衙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朝廷从制度层面给师爷提供了一定的出路。师爷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师爷，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师爷，“则布衣终老而已”。

更多师爷仍以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为出路。如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师爷，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著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的比较普遍。

到了清末，由师爷而当官的人多了起来，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清后期的师爷，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