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韩德让分担一部分压力，但终究还是累垮了身体。

在其后的五年见，尽管有韩德让的努力，但由于没有萧太后的直接监督抽查。科举考试的策论迅速成为官员结党攻讦的工具。

每个官员的立场从科举试卷中就注定了，相互之间不死不休。

等到统和二十七年归政，韩德让赋闲，科举迅速糜烂得无法收拾。

另一个是官员的考绩。在统和十年以前，由于北方百废待兴，哪些官员能耐高低，可以到当地走访一试便知。

统和十年以后，盛世之下，很难把地方的繁荣与衰败归结为时任的地方官的能力差异。如果这样归类，那差的地方将不会有人愿意去任命。官员之间能力的比较也显得困难。

鉴于盛世之下，已经不太需要能力高德官员，并且为了预防官员通过科举策论站队，导致党争无可收拾。

辽圣宗耶律隆绪于归政后三年调整科举，策论收归殿试，其余皆考经义。

在这时的耶律隆绪看来，官员的人品比能力重要太多了。

也正是由于辽圣宗耶律隆绪回归儒家正统，其因此被时人列为北地圣人之一。

之后辽圣宗的所有活动都从萧太后时对生产生活的恢复转向对儒学正统的争夺。

甚至直接拿出了一个恩科进士的名额，招揽了几名曲阜衍圣公府的嫡系传人。

但辽圣宗耶律隆绪这一行为也表明，他心目中的盛世就是眼前这样子，不会也更强的盛世了。这是真的吗？